赫尔曼·西蒙教授探讨了彼得·德鲁克的未来洞察力，认为其源于德鲁克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联想能力。
原文标题：致敬彼得·德鲁克：来自过去展望未来之人
原文作者：认识管理
冷月清谈：
德鲁克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意识。西蒙教授列举了同时代的多位杰出人物，他们都拥有类似的成长背景，并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德鲁克渊博的历史知识体现在他对细节的掌握和不同事物之间巧妙的联系上。他为了阅读原著而学习西班牙语和丹麦语，对商业历史的了解也令人惊叹。此外，德鲁克还拥有与各领域杰出人物交往的经历。
西蒙教授认为，德鲁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像博尔赫斯一样拥有强大的联想能力，能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这种能力使德鲁克能够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信息技术，并准确预测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
演讲最后，西蒙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知识能否帮助我们预见人工智能的未来？他认为，即使是人工智能也无法脱离文化背景独立运作。学习历史对于管理领域尤为重要，可以避免落入短期趋势的陷阱。德鲁克以史为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
怜星夜思：
2、除了历史知识，还有哪些因素促成了德鲁克的成功？
3、在人工智能时代，德鲁克的历史观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原文内容
常识君|有话说
今天我想与大家谈谈彼得·德鲁克，以及我个人与他的交往经历。
我是赫尔曼·西蒙教授，来自德国，德鲁克和我是几十年的好友，我曾多次拜访他在洛杉矶的居所。在我的自传《全球化之旅》中，有一章专门记载了我们的交往故事。
我将今天的演讲命名为“致敬彼得·德鲁克：来自过去展望未来之人”。
首先从他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谈起，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探讨社会的未来，可见，德鲁克对未来始终抱有着极大的兴趣。
许多作家都曾思考并书写未来，但德鲁克，无疑是管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时至今日，他依然在许多国家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
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卓越？如此与众不同？
我认为，彼得·德鲁克对未来有独特的诠释，这源于他是一位“来自过去之人”。
何意？为何一位来自过去的思想家能够着眼未来？
有一次我问德鲁克，他更愿自视为历史作家，还是管理思想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历史作家。在此之前不久，我刚读过他的回忆录《旁观者》。在书中，他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已然逝去的世界。而我的观点正源于此。
还有一位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将这个概念称为“昨日的世界”。
德鲁克诞生并成长的环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独特性。上周我正好去了维也纳，这座城市总是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在奥匈帝国的中产上层中，教育、文化、艺术、音乐、历史意识、城市气息与国际开放性备受推崇。然而，这些词语只能部分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维也纳，若想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背景，应当阅读德鲁克的自传《旁观者》，以及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著作。
在当时，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的孩子们通常会讲多种语言，因为他们往往由英国或法国的保姆照料，自小便接触到外语。这种情况在那些才智卓越之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人的成长轨迹与德鲁克极为相似。我为大家列举几位著名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紧接着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德国的纳粹时期。正如茨威格形容的“这场欧洲大地的火山震颤”彻底动摇了一代人，同时也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茨威格本人流亡至英格兰，之后迁居巴西，并在那里英年早逝。
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的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二战流亡新西兰期间完成了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在战后返回英国。
此外，还有与德鲁克同时代的天才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他是博弈论和计算机之父，出生于布达佩斯，后经德国辗转至美国，并发明了现代电子计算机。
作家兼哲学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则迁往英格兰，后移居瑞士。可以看到，他们都离开了奥地利。
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科学记者阿图尔·科斯特勒，先后辗转以色列、德国、俄罗斯、法国、西班牙，最终定居英格兰。
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与德鲁克同年出生于维也纳，他在英格兰撰写的《艺术的故事》一书，销量超过600万册，是我所知的销量最高的艺术史书籍。
此外，还有前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即卡罗尔·沃伊蒂瓦，来自波兰的克拉科夫，当时这里也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他精通十门语言。
德鲁克的生活轨迹也与该群体高度契合，他生于维也纳，后移居德国汉堡和法兰克福担任记者职务，之后迁往英格兰，最终在美国成名，享誉全球。
随着奥匈帝国的衰落，它的子民也迎来了解放，虽然远离故土，但他们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人类的文化遗产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天才人物来自同一个地区，甚至同一座城市，比如中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智者，他们彼此相识，互相激励。而那些奥匈帝国的子民，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正是因为早在全球化兴起之前，他们就已成为模范的世界公民——接受过良好教育，具备文化灵活性、多语能力和历史意识。
“昨日的世界”显然为他们迎接未来的世界做好了准备。他们的作品中回响着一种独特的文化。
然而，这只是一个大的总体背景，具体的细节更加令人赞叹。
德鲁克对历史的理解极其深刻，这使他能够以独特的方式阐释未来。我常常惊叹于他那详细而广博的知识，和将不同事物巧妙关联的思维方式，一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多年前，当我读到著名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学习西班牙语只是为了能够阅读西班牙哲学家巴尔塔莎·格拉西安的著作《智慧书: 修身之道与处世之术》的原文时，我深受震撼：竟然会有人为了读一本原著，专门去学习一门语言。
后来我与德鲁克通信时得知，他对格拉西安的作品也非常熟悉。德鲁克写信告诉我：“72年前，我离开维也纳到汉堡做学徒时，父亲赠予了我这本书作为临别礼物。数月之后，我发现了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著作。这两位哲学家自此成为我人生的两大支柱。”这是德鲁克写给我的信中的内容，我还专门保留了他所有的信件。
德鲁克信中还写道：“为了阅读格拉西安的原著，我也自学了一些西班牙语；为了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我专门学习了丹麦语。”
我再为大家详细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德意志银行是德国领先的银行，而德鲁克经常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提到德意志银行，认为它是首家根据现代化原则建立系统化组织的银行。我知道他对此话题有兴趣，因此曾经寄给他一篇关于该行创始人之一路德维希·班贝格的文章。我原以为德鲁克不会熟悉这个名字，毕竟我都没听说过班贝格，然而我又错了。德鲁克通过他祖父费迪南德·冯·邦德的日记，对班贝格的生平事迹早已了然于心。他的祖父也是维也纳一位著名的银行家。
德鲁克回信对我说：“班贝格和乔治·西门子的故事让我着迷，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些内容。”
乔治·西门子是德意志银行另一位创始人，来自西门子家族。这再次证明，德鲁克的商业历史知识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与各个领域的伟大人物的密切联系，也让人惊叹不已。
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中，德鲁克回忆了他与物理学家巴克敏斯特·富勒，以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交往。马歇尔·麦克卢汉是20世纪著名的媒介学者。我很快发现只要我提到一位名人，德鲁克几乎都认识。举几个例子：
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认识颇具争议的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
他在20世纪50年代结识了莱因哈德·莫恩，就是将贝塔斯曼发展成全球最大出版公司的人。
他还认识长期担任通用电气掌门人的杰克·韦尔奇。
这些人他都认识。有一次我问他：“您认识著名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吗？”他回答道：“我不是在维也纳认识贡布里希的，我们是同年出生的。不过，大约10到12年前，我在伦敦与他度过了愉快且充实的一晚。此后，我们定期互换书籍、信件和文章。”
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伟大的人物也会相互吸引并让彼此的轨迹交汇。德鲁克经常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遇到了这样的人。
德鲁克还有另外一种才能，而这种程度的才能，我只在阿根廷著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身上见过，这种才能就是联想的能力。
博尔赫斯不仅博览群书，知晓万物，还善于建立种种看似不可能的联系和联想。通过这种方式，他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发现了普通人难以察觉的关系和类比。而这些我自己也始终无法察觉。
德鲁克也具备这种能力。他能够在当前、未来和历史的发展之间找到共通点，并在它们之间架起宽广的知识桥梁。像德鲁克和博尔赫斯这样的人物，似乎拥有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力。
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真正的技巧在于建立联系的能力。阿瑟·凯斯勒认为，这种能力是创造力的真正源泉。而人工智能似乎也具备类似的能力。
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展现了这一能力，即联想的能力。他从印刷业的历史视角来分析信息技术，从而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
他在1999年，即25年前写道：“信息技术革命的赢家，并非当下的硬件或软件开发者，而是拥有知识、内容和数据的媒体公司与互联网公司。”
事实确实如此，如今，许多传统出版商、杂志社、电视台在艰难求生。而一些新的公司不断涌现，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德鲁克的判断和预见更具深远的意义。不能机械地阐释德鲁克的历史敏锐度，历史并不会简单重演，亦无固定规律。但可以说，人类在已知的历史进程中，变化甚微。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关于人性以及人类行为的理论，至今仍然适用。因此，当我们根据历史类比来解释当前的发展和未来时，我们会获得宝贵的洞察力。这正是德鲁克的伟大之处，也是现代管理作家的明显不足之处。他们的历史知识往往零碎、肤浅，甚至全然匮乏。
与那些自诩为“创业史专家”，却仅涉猎小范围内容的作者不同，德鲁克的历史知识具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理解与意识，在管理领域中就极易落入当下的流行词汇和短期趋势的陷阱。
在进行总结之前，我要提出一个难题：历史知识是否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预见人工智能的未来？
我承认自己并不知道答案。
在2000年左右的欧元经济阶段，许多专家称旧有的规则和智慧已经不再适用。然而，2002年的股市崩盘证明他们是错误的。这个类比是否恰当？我们在预测人工智能的未来时是否会重蹈覆辙？重申一遍，我不知道答案。
不过我们可以从过去中学到一些东西。过去三十年中的杰出的互联网企业，其中一些将被取代，被新兴的人工智能企业取代，谁会成为这些未来的后起之秀？我们尚未知晓，ChatGPT或许会是其中一颗新星，中国的一些竞争者肯定也会加入这一行列。是当今的一些大公司，还是创业公司？我们尚未可知。
我最近在读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一书，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新世界，其中充满了机遇与风险。我持谨慎态度。我们仍然需要历史知识，原因在于，即使是人工智能也不能凭空运作，它将嵌入于文化之中。
正如法语中所说的“人类环境”一词，人类承载着过去，也依赖过去，他们不会改变与人工智能的互动方式。
正如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名言：不愿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一点对于管理领域尤其适用，因为管理学常常声称要创造新的东西，但实际上只是用新瓶来装旧酒。
德鲁克以史为鉴，为我们呈现了一面镜子，从而开辟了新的视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这让我想起克尔凯郭尔的名言：只有回顾过去，才能理解人生；但只有展望未来才能活出人生。
我深信，这句话在人工智能时代，乃至更远的未来也适用。正因为德鲁克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他才能够成为一名具有未来前瞻的思想家，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就是永远不要遗忘历史。
